河北首先是绿色和生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为北京和天津两个大城市提供优质农副产品；其次是先进制造而非落后制造，即不能有污染，还包括为北京和天津的发展留下一些后备空间；另外一个核心的功能定位是保障北京和天津的生态，尤其是北部，要建立生态屏障。

总体来说，河北既是京津的后花园、旅游休假地，又是产业转移承接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基地。而且，河北的先进制造并非要新发展，而是从北京和天津转移过去，其原来本身的制造业，一部分落后的可以淘汰，另一部分通过改造升级变成先进制造。现在河北的问题是产业太重，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化工等产业的排放太多，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应该把钢铁、水泥、燃煤、化工等污染大的产业逐步淘汰，之后再承接北京天津转移过来的轻型产业，即淘汰一部分、承接一部分。

在产业链分工方面，国际产业分工像个微笑型曲线，中间低两边高，其中左边是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右边是市场销售、品牌服务等，中间是加工制造。在这些产业链结构中，很难说北京和天津谁在左端谁在右端，要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定，一边是产前一边是产后。因此，从分工上讲，北京和天津应该是在微笑型曲线的两端，河北在中间，淘汰落后工艺及落后的制造业，发展先进工艺和先进制造业。

管清友：以河北来说，河北在承接京津功能疏解的过程中需要差别定位。

首先是推动京津冀沿海大自贸区建设。把河北东部沿海经济带纳入京津冀大自贸区，培育河北最核心的经济增长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港口作用，主动对接京津、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尽管天津港的自然条件不如河北的一些港口，但是天津港的腹地比河北港口大很多。

其次是重点建设京津周边的卫星城建设。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宜搞什么副中心的名头，而是打破行政层级，发挥本地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生活、旅游、休闲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城际铁路的连接之下，中小城镇可以成为京津人口转移的首选地。

三是明确张家口、承德等地的生态功能、旅游城市定位。借助京张联合承办冬奥会、国家大力治理环境污染的优势，加快生活、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迅速为这些城市打上生态、旅游的标签，吸引高端人群居住创业。

张贵：产业转移，即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我认为天津五年后也会像北京一样，遇到城市功能疏解的问题，因此需要通盘一并考虑。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主要涉及五类产业的转移：一是三高一低产业，主要是二产，2013年它在北京整个GDP占比不到1/5，产业转移不能仅盯着这块，毕竟其体量太小，即使全部给河北其带动作用也十分有限；二是具有一定附加值和无形资产的产业，高校、医院、养老等；三是附加值不高，但能够引来大量人口流动和集聚的产业、如动批、大红门等区域性批发市场；四是，一部分央企、外资的总部；五是一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主是是非首都功能性的，这部分很少。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前四类，这些产业中哪些是真正适合区域发展的？并非目前看到的将大红门迁到白沟、凌云迁到河北邯郸这般简单。以后者为例，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因为凌云属于“三高一低”的企业，搬到河北邯郸只是解决了雾霾晚几个小时到北京的问题，从根本上并不解决问题。这样的企业不利于北京、也不利于河北，其出路是关停并转，这里的“转”包括转型与转移两个含义。至于为什么还有地方承接它，这恐怕是市长、县长的选择，不是市场的选择。

周立群：就京津冀的产业转移来说，实际上有多种形态：一是实体产业和存量整体转移，如首钢整体搬迁，这是个产业平移的过程，当然在转移过程中产业也要升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京津两城市会有部分产业平移，河北要做好这部分产业的承接。二是，产业链延伸。总部不动，其生产基地向外延伸，这是一种增量的扩张和延伸，这种情况会比较多，天津、河北对接要特别注意这个环节，三是，功能拓展。北京需要强有力的区域网络和服务体系，功能的拓展和相互对接，不仅可以放大首都功能，也把津冀的功能释放出来了。

针对产业转移的不同形式，要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承接点、产业延伸点，功能拓展点，这是个共赢的过程。不要想着掏空北京，实际上这是做强北京。要做到这点，我们的视野就不能是本市、本省的，必须有一个区域观，准确把握京津冀的需求。

创建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记者：在京津冀三地，其功能定位明确后，在协同发展路径选择上，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管清友：京津冀协同发展，当前急需政府打破行政区划对基础设施的垄断，实现交通一体化。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短期看，中央高层的推动、发展规划的出台意义重大；但长期看，必须分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当前政府需要做的是打破行政区划对基础设施的垄断，实现交通、设施等一体化，并且按照产业和城市发展规律制定战略性产业规划，而在其他绝大多数微观经济决策上，更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张贵：目前，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还没有出台，一些地方的一些城市就迫不急待地出台了自己的规划，如前期河北某些地方，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在顶层设计没有制定出台之前，地方擅自出台自己的规划，容易形成市场的不确定性导向，带来不确定性的信息。在顶层设计尚未出台这段空白期，地方不要急于出台什么规划。地方政府现在可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冷静思考一下自己到底能做什么，自己有什么、自己缺什么、自己的优势、劣势在哪里？北京愿意转什么？自己愿意接什么？这个要想清楚，搞明白。

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次启动，就不能重复原来的开发模式，一哄而上，跑部进京拉项目，相互砸价，恶性竞争。但目前来看，有些地方还重复着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场景，园区饥不择食地找项目，项目落地后发现与园区定位并不吻合，造成土地、资本、人才资源的浪费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