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亚马逊河森林蝴蝶偶尔扇动的几下翅膀，可以引起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说的是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却往往能够奇迹般牵涉在一起。

9月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2003-2012房地产宏观调控背景下浙江房地产审判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总结了10年来浙江房地产审判情况，从司法视角分析、梳理和房地产业发展和房地产审判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而从中发现，房地产纠纷的数量竟与宏观调控的政策息息相关。

收案数量明显受到宏观调控政策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浙江各级法院共受理房地产纠纷案件118761件，诉讼标的总金额为505.93亿元。

但从年度收案情况，2003年至2005年基本持平，均在10300件左右。2006年下降至9545件。2007年上升至10555件；2008年增长比较明显，为12932件。此后的2009年、2010年维持在13200件以上。2011年回落至12817件。2012年上升至14357件，收案数冲至历史新高。

“10年间，年度收案数量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的特点明显、突出。” 浙江高院民一庭庭长蒋卫宇说，在调控政策出台后，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内（一般反映在当年度）案件数量会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而在其后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随着房地产市场趋冷、交易量下降，案件数量也呈下降趋势。但之后，因政策的递减效应及财富的叠加效应，市场逐步回归活跃，案件数量也随之上升。

“伴随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各年度案件数量呈现出上升、下降、再上升且底部不断抬高的波浪型特征。” 蒋卫宇说，尤其是2006年的“国六条”和2011年年初的“新国八条”，由于限制措施严厉，不仅对房地产市场抑制作用明显，也直接影响当年的房地产收案数量。

统计数据显示，这两年，同比降幅分别达9.43%和3.25%。但在2008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家出台了税费减免、贷款利率优惠等房地产救市政策，有效释放了房地产市场活力，同年案件数量同比增长了22.52%。“这也说明案件总量的变化与调控政策密切相关，与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成正相关。”

白皮书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浙江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多发类型，主要集中在二手房屋买卖、房屋租赁和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三类，占比分别达33.58%、32.72%和20.51%，合计占到86.81%；其他如房屋拆迁、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国有土地租赁等合同纠纷的占比仅为4.77%、1.22%、0.64%、0.43%、0.39%等。

而从年度各类房地产案件数量分析，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为例，年收案数从2003年的1200件攀升至2012年的3959件，增幅达230%；2006年、2011年的收案数量则明显下降，在2008年上升明显，“显示了该类纠纷的收案数量明显受到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而统计进一步发现，就商品房销售合同的纠纷事由而言，在调控政策宽松、房地产市场偏热的情况下，由开发商因素引发的纠纷如房屋延期交付纠纷、延期办证纠纷等增多。在调控政策趋紧、房地产市场遇冷背景下，则由买受人因素理由如拖欠房款、要求补偿降价差额，以楼盘规划变更、与广告宣传不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等引发的纠纷增多，大多主张要求合同无效、解除合同等。

而房屋租赁、房屋拆迁、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国有土地租赁等案件的收案数量总体平稳、起伏不大，“表明这几类纠纷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关联度不大。” 蒋卫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