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农户样本

本次调研的569户农户中，有300户参与了土地流转。其中，81.3%的农户为自愿参加，其余的56户农户为非自愿转出，主要是由于建设征用土地而被迫放弃承包权。 而土地流转后各群体的土地拥有量发生了很大变化。

调研显示，受访者中自愿转入的农户平均每户转入了5.26亩土地，最大值为16亩，而自愿转出的农户平均转出了2.7422亩土地，最大值为13亩。流转后，自愿转入的农户户均土地达到8亩，是未流转土地户的近3倍，而转出户则仅存不到1亩耕地。

从统计可以看出，受访农户主要获得的补偿方式是租金，共193户，占64.3%，其次是一次性买断补偿（主要是建设征用土地），占21%，其他方式比例都很小。在满意程度方面，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人数占到了70%，“不满意”者占6%。

从实际调研情况看，不满意者主要是对补偿方式，特别是租金过低和一次性买断不满。在“最希望获得的补偿方式”一问中，“租金”和“土地入股”分别占33.7%和30.7%，反映了农民在接受租金便利性的同时，也对土地入股分红的新型流转方式有较强的期待。

在流转途径上，亲友介绍占到38.9%，村集体协商占28.5%，双方直接联系占25.7%，而通过中介机构联系流转的仅有3户，占0.7%，反映了受访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基本处于村民自发流转与乡镇引导流转的层次，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形成。

根据调研，农户未转出土地的首要原因是自己有能力耕种，占总体的39%，微山地区由于兼业化更明显，且根据当地习惯，农户大多选择在住地附近打工，因而此项的比例更高，达到了47%。

未转出土地的第二原因是转出收入低于自己耕种所获得收益，占总体的17%，庆云地区高达26%，这反映了收益仍是农户在作出土地流转决策时候的重要考虑项。

未转出土地第三要素则是对转出土地收益保障，以及转出土地后无活可干的担忧，合计约为20%。从调查结果上看，农户主要是对保留土地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心理保障）与放弃土地使用权所能换得的补偿相比较，进而做出决策。

而农户没有选择转入土地的原因，除转入价格、转入来源等因素外，主要原因是受到农户劳动力禀赋的约束，同时对转入土地能否产生效益表示怀疑，二者共占61%，庆云地区更高达72%。

在实地调研中，调研组也强烈感受到了对农地效益的质疑。由于经营土地，特别是种植粮食作物难以产生效益，农户的转入土地积极性并不高，在沂源与微山地区（庆云地区数据缺失），有流出意愿的农户明显多于有流入土地意愿的农户，在交叉分析中还发现，许多已经转入了土地的农户也希望转出一部分土地，通过从事其他行业来提高收入。

在微山地区，农经站站长李玉生指出，微山土地流转市场总体呈现“买方市场”形态，即想转出土地者多，而有意愿承包特别是大规模承包者寥寥。这表明，农地效益确实成为了制约土地流转的瓶颈。

影响土地流转的内外因素

调研发现，因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农业的比较收益，它将进一步影响农民的土地流转决策。而调研地区整体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二三产业集中区距离农村的距离对土地流转影响也较大。

另外，据调研，农村中外出到离家较远、二三产业发达地区打工、经商的多为青壮年人，年纪稍大但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则选择就近打工，并且所有流转出土地的农民不可能都进入城市生活，那么农村附近的二三产业（如乡镇企业等）就承担了吸纳通过土地流转解放出的农村劳动力的责任。

相反，一旦宏观经济发展放缓，乡镇企业等小微企业停工甚至倒闭，农民在理智与心理上双重选择保有土地，将对土地流转产生极大的阻碍和制约作用。

此次收集的数据亦显示，绝大多数农民认为拥有土地比较安心，这鲜明地反映了农民的“恋土情结”。农民认为土地对于自身，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生活基本口粮和增加收入，且提供生活基本口粮大大高于增加收入的比重。

同时，据调研组了解，选择土地最重要功能是“增加收入”的农民，有的是进行了土地流转，小面积规模化以提高农业收入，有的则是种植大棚蔬菜或者经济林木，其效益远高于单纯种粮，获得了相对其他农户较大的收益。

另外，数据显示，对土地保障功能依赖的程度与年龄和文化程度有关。

据调研情况，26岁～43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其收入来源主要以外出打工和个体经营为主，对土地的依赖性稍微低一些；但年龄越长者，对土地保障依赖程度越高。

而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呈总体下降的趋势，其中未受过正式教育和小学文化的农民依赖程度最高，这与他们年龄较大也有关系，同时本科及以上学历例外。

究其原因，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农民的视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并且他们在学习中获得了种地以外的谋生技能，可以离开土地进入非农产业获得收入，所以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

通过走访和调查，除了宏观上农户难以控制的种种外因，还有一些内部因素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实现。比如，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因素。

农户的家庭人口结构与收入结构直接影响了农户流转土地的决策。调研发现，自愿转入农户，其家庭劳动力比重最大，达68.68%，打工人数比重相对较小，为27.73%，可见其将家庭劳动力更多地投入到了农地的耕种与管理中，进而其农业收入比重在各类型流转农户中的比重最高，达48.34%。

而自愿转出的农户，农业收入比重仅占22.89%，打工人数比重为四种类型农户中最高者，达39.01%，可见自愿转出的农户将家庭劳动力转移到了比较收益相对较高的打工方面，降低了机会成本，获得了更多的非农收入。

未流转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为27.9%，属第二位，但比自愿转入农户的收入相对减少很多。据调研了解，此类农户一般是家庭中的妇女、60岁左右的老人常年在农村种地，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在农忙时期返乡帮助耕种。种植作物多为传统的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收益相对不高，主要是提供家庭生活所需口粮，多余部分粮食才卖掉。

非自愿流转的农户数量最少，且劳动力比重、打工人数比重、上学人数比重和农业收入比重都是最低的。

调研显示，大部分非自愿流转的农户是生活在县城附近的农户，虽然生活已经与县城极其相似，但老一辈人仍有较重的“土地情结”，同时面对政府征地给予的补偿也不甚满意，故而表现为非自愿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