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

环顾全球，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深度调整，高速增长的中国列车也开始减速。全世界瞩目：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将如何引领中国经济涉险滩、闯关隘，续写发展奇迹。

“发展与转型”关：传统增长模式亟待突破

2013年秋冬之交，挥之不去的雾霾再度肆扰中国。

对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雾霾绝非仅是环境的灾害，更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示。

十多年来，我国屡屡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但却陷入“产能越去越多”的怪圈。

今年6月，发酵于银行间的“钱荒”现象，将隐藏在中国经济背后的地方债务激增、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问题放大，暴露出更多中国经济转型必须直面的痛处。

“这些问题，与地方追求GDP的政绩观有关，暴露出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说。

“中国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已近20年，为什么成效不够显著？根源就在于体制性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唯有推进市场化改革，方能为经济转型升级铺平道路。

尽管中央提出“不以GDP论英雄”，但不少地方领导口头上讲转变发展理念，实际上走的还是投资为主、追求GDP高增长的老路，喜快忧慢。

“政府与市场”关：划清相互的边界

如何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必须跨过的难关。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束缚了企业、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容易出现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能一视同仁，也会束缚社会资本的活力。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但占中国企业总数九成以上、总量突破千万家的民营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

“打破行业垄断，未来必须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放开市场准入，打开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天花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一些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的背后，存在部门利益的驱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少数政府部门的这一倾向已成为与民争利的根源。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从根本上转变“万能政府”形象，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非易事。“推动政府自身改革，等于拿刀子割自己的肉，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汪玉凯直言。

“公平与正义”关：努力实现共享共富

近一段时间，养老金改革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除了养老金缺口巨大引发社会担忧，更多争论是针对双轨制带来的社会不公。各界期待新一轮改革能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公共产品短缺正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矛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更加关注，对公平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历经35年改革开放，中国解决了物质短缺，提高了百姓物质生活水平，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矛盾。城乡二元关系更导致一系列起点不公平问题。

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过去十年，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都在0.4的警戒线以上。多地爆出的“房姐”“房叔”事件，社会上关于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的激烈争论，都凸显出全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关注。

实现公平正义，是发展的活力源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跨过的关口。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起点公平的改革举措，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推进公平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传递出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改革方向。

实现公平正义，传递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