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都新城的包工头赵国一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目前他手上还有“5大2小”7套商铺没向政府交房，其中一间商铺就是他现在的“家”。记者看到，赵国一的“家”中只有一张床和两把椅子，地上满是烟头。

赵国一说，如果参照同期、同类建筑的决算价格，他总共应拿到2400万元左右的工程款。但从2010年迄今他仅仅收到工程进度款620万元。

“我已经在这儿住了两年，有家也不能回，怕人追债。只有过年的时候在家呆上一个小时。”赵国一眉头紧锁，“我之前挣的钱已经全垫到这个项目里，还借了200多万元的高利贷，每个月光利息就要6万元。”

记者了解到，赵国一在魏都新城承建了6栋楼，接近2万平方米，去年就已经实际交房了，但直到现在仍没有拿到政府给出的决算价格。

“决算价格出来后政府就要给钱，但感觉政府没那么多钱。”魏都新城另一位包工头兰巨宝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个工程没挣到钱不说，还亏了300多万元，目前还有部分人的工资和材料款没有结清。”

拖欠工程款的小区不只魏都新城。御东新城包工头周先生、惠民里小区的包工头乔八斤、董艺萍也向记者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乔八斤介绍说：“惠民里小区2009年年底就已经完工了，但目前为止工程款只结了70%。这些年挣的400多万元全垫了进去，还借了60多万元的高利贷。”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像魏都新城这样工程款被拖欠的小区至少有7个，其中御东新城的欠款最多。这些小区被拖欠的工程款加在一起超过100亿元。”

法治周末记者试图向大同市政府核实情况，但并未获得政府负债及造城运动欠款方面的相关数据。

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扈志亮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造城运动中，整个资金链上最大的风险都是由施工方承担。因为施工方都是先垫付资金进行开工，资金不够得设法找银行借款或是其他渠道融资，又进一步加剧了风险。”

工程款谁来还

“房子盖好、工程款拿不到的情况太普遍了，只要是保障性住房工程大致情况基本相同。”董艺萍也是一肚子苦水，“欠款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拖欠的工程款却不知找谁要。”

实际上据记者了解，大同市政府和这些包工头之间并没有合同关系。以赵国一为例，魏都新城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合同中的“甲方”是大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合同的“乙方”是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建设公司”)，是中关村建设公司将一部分的工程分包给了赵国一。

在施工过程中，赵国一垫资进行工程建设，中关村建设公司为其提供资质、账户、税务登记号等各种工程所需正式手续，出面与甲方沟通，并从工程款中扣取比例不等的“管理费”。

“我多次与中关村建设公司方面进行沟通，作为法律上的乙方，中关村建设公司也曾多方协调，但无济于事。”赵国一告诉记者，“我也曾找城开方面索要过欠款，但对方将我赶了出来。”

法治周末记者来到城开公司总经理王一明的办公室，关于记者提出的问题王一明选择了回避，此后匆匆离开。

但此前王一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城开公司是市政府的独资公司，一切按政府指令执行，依靠政府投资，完成建设任务；公司在资金、材料等各方面“可以说都没有自由度”。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王龙兴律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这种情况下，赵国一可以起诉中关村建设公司和城开公司，索取工程款。从法律上看，政府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城开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但实际操作中考虑到社会影响，政府并不会坐视不理。”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存在保障房工程款的拖欠，我们也经常会遇到类似案件。”王龙兴解释说。

城市规划遭质疑

大同市前任市长耿彦波由于对城市改造的力度很大，被人们称为“造城市长”。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绰号，喜欢他的市民称他“耿菩萨”，但也有市民讽刺他是“耿拆拆”。

不可否认耿彦波在任期间整个大同的面貌焕然一新。但这样的景象背后，前述文中提到的工程放缓、工程款拖欠等问题，也不可回避。

扈志亮认为：“由于离任市长采取大跃进式的‘造城运动’，致使当下债务危机频频升级，资金链紧张是必然的事情。在规划之初，资金风险就是最重要的三大风险之一。但决策者没有按照预算做好每一步的规划，而是盲目地全线开工，才酿造成政府无法买单的后果。”

8月12日上午，不少大同市民来到政府门口“散步”，而当天在大同市委门口，也有接近20人“静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