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情况并非广州独有，江苏、湖北、安徽、云南等地都发生过不少执法干部给“违建”充当保护伞的案例。

广州市监察局副局长蔡国强说，一些地方违法建设问题之所以十分严重，查而不倒、禁而不止，与有的地方、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查控违法建设过程中有违不查、查违不严、拆违不公，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违法建设有重要关系。

追问二

违建泛滥为何违建“越拆越多”？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各地违法建筑日益泛滥，甚至“越拆越多”，有着复杂的成因。

首先，从根源上看，拆违本身也存在很多执法难点。法学专家认为，由于很多地方的城管，自成立时即缺乏组织法的依据，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授权。因此，在强拆执法上有许多模糊地带。

记者采访发现，拆除违建的程序大致如下：城管接到违建举报后到现场核实，查验是否具有报建手续，认定违建后下达违法通知、听证通知，若当事人没有自行拆除，再下达强拆通知。但现实中，面对数量惊人的违法建筑，到底该拆哪一处？执法部门有一定的选择空间。

同时，违法建设主体越来越组织化、复杂化也给执法带来了挑战。根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除了责令改正和罚款，只能对属于行政监察对象的责任人进行行政处分，而村委会主任、村经济和社负责人管理集体土地时不属于行政监察对象，现有法律法规不可能对其进行处理。

法学专家认为，农民个体建设的时候，所有风险都是农民自己承担，在违法建设之前自然会慎重考虑。而变成村社组织之后，“有好处村社领导拿，出了事集体组织担”，容易使违法建设越来越无所顾忌。

此外，近年来，城镇化不断提高带来的土地增值产生了巨大的违法建筑的利益驱动，也成为违建疯狂蔓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记者在违法建筑占全市建筑三分之一的深圳调查发现，每一平方米的违建，至少可以给违建者带来每月200元左右或者一次性带来2万元左右的利润。

追问三

遏止违建还要迈过几道坎？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要彻底遏止违法建筑的泛滥，城市管理部门至少要迈过领导重视、强化问责、法律跟进三道坎。

首先，各级领导要对拆违高度重视，加强统一领导。由于违建利益群体的阻力，很多时候，拆违执法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要依靠强硬的行政命令。像广州市二沙岛的违建别墅、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的金星学校旁的大型违建，都是在市领导的严格督促下拆除的。

其次，必须强化违建的问责。针对目前执法层面上的难题，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表示，未来广州将健全查处违法建设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完善违法建设地段责任、日常巡查、“零报告”以及查处工作责任制、行政问责制和年度考核制，逐步实现查控工作常态化、长效化管理。

第三，相关法律的支持和保障要跟进。有关法律专家指出，我们身边之所以成为违法建筑的“天堂”，是目前违建的违法成本太低，因此有必要在相关法律中增加相应的条款，除了勒令拆除还要处以巨额的罚款，同时在个人征信系统中进行“黑名单”公告，让违法者在贷款、求职等方面受到一定限制。此外，面对拆除速度赶不上违建速度的现状，有必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简化执法程序和手续，这需要在相关法规和法律上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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