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妇的出现，不仅是作风问题，更有潜在的贪污受贿等经济违纪行为。在范悦遭情妇举报一事中，事件当事人纪英男，就通过中间人在网络上爆料，自己被范悦诱骗包养近四年里共耗资一千多万元。国家档案局在通报范悦被免职的同时，还表示，如发现范的资金来源涉及违法违纪问题，将依法依纪作出处理。

由于近年来情妇反腐案例频现，有网友就调侃：“家中失窃、日记丢失、二奶翻脸”已经成为反腐三大利器。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未来反腐不能仅仅依赖于这些偶然事件去披露、查处腐败案件，而是要靠比较健全的日常制度，此外反腐工作还要加强官员的理想信念教育。

带“病”提拔需关注 如何杜绝边腐边升？

回顾十八大以来的落马官员，一些官员的落马还暴露出干部选任环节存在的制度性缺陷。

5月30日，云南楚雄市委副书记、市长赵万祥，因涉嫌受贿被逮捕。6月4日，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两条消息的接连出现，把一个反腐领域的老话题再度引入公众视野——— 为什么总有官员“边腐边升”？

有媒体报道，倪发科在担任六安市委书记的近十年里，就曾收受某矿业集团“超过了普通刑事的贿赂”，但仍于2008年升任安徽省副省长；赵万祥在担任大姚县县长一职时，就出过一些经济问题，却“没有下文”，直到近期才被提起。

其实，在十八大后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之际，就有评论称李春城“带病升迁”的能量、能耐之大，令人震惊、深思。“越来越多的官员出现边腐边升的问题，这需要进行制度反思”，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选任提拔应该引入纪委介入，在任前考核公示、离任审计阶段进行严格和透明的把关。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中纪委对巡视工作手段进行了丰富，强调巡视工作关口前移，“下沉一级”了解干部情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这也被舆论看做是中纪委层面已经在关注“带病提拔”的问题。

小官大贪现象再现 “房”事腐败影响恶劣

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这是中央高层的明确方针。十八大以来的反腐疾风中，李春城、衣俊卿、刘铁男、倪发科、郭文祥、王素毅等问题高官接连被查。

落马的“老虎”不少，打掉的“苍蝇”则更多。然而，在打落“苍蝇”之后，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官大贪”现象值得反思。

2013年1月17日，媒体曝光称，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在北京有20多套房产，总价值近10亿元，此外，还有另一个名为龚仙霞的身份证。此后的调查中，公安机关证实除了她有此前曝光的两个户口之外，还在北京和神木拥有另外两个户口，而她在北京拥有的房产达41处，总面积近一万平方米。

2月3日，龚爱爱在北京被警方抓获。2月4日，经榆林市、神木县人大常委会许可，按程序依法对龚爱爱刑事拘留，在榆林市境内异地看押。3月8日，龚爱爱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神木县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从“房叔”到“房姐”，从“房妹”到“房媳”，十八大以来因“房”被查的小官贪腐案件，其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丝毫不逊于高官落马。“房事腐败”和“小官大贪”现象也逐步挑战公众的容忍底线。

对于“小官大贪”现象的出现，马怀德表示，对小官的权力缺少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手段，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制度，导致小权大用，自然就会有大的腐败。“只有布下天罗地网，让每个权力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都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才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马怀德说。 (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