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项目失败，她马上在三环边买了房，可家里人还是埋怨，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房价涨了不少呢。尽管如此，她现在依然相信老于。

市区的房价已经让于凌罡无法再做梦。“现在北四环楼面地价都上万了，还指望北四环的便宜房子？”2009年，他在博客上宣布，暂停组织在市区合作建设住宅项目。现在，他的目光又投向了六环外的昌平。

但这个已经退到六环外的人，就像一根钉在土地上的刺，并没有被遗忘。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监称他为“佐罗”。舒可心则把于凌罡和他的同伴当作“可爱的孩子”，“他们的价值在于通过这样的努力，促进政府反思、商人改善工作、大众思考，为什么西方合作建房能成功，我们就不行？”

尽管得到这些认可，于凌罡还是觉得自己的梦想得不到理解。多年后，一位记者反思，或许人们曾在高房价中，把太多意义赋予在这个普通青年身上。

“没有能降房价的救世主。我不是救世主，也没那功夫。政府都不敢承担的责任，凭什么放在我身上？”于凌罡伸着右手指着远处的窗口，语速越来越快。

周围的人觉得于凌罡脾气有点急，“见到网上说话不靠谱的就冒火”。QQ群里有人说话不投机，他就把对方踢出去。“对于反对的人，他第一反应不是说服别人，而是愤慨，这可能和这么多年没有成功反屡遭质疑和埋怨有关。”一位合作建房的参与者说。

从来没有表现过失败的困惑

于凌罡也承认，性格越来越不好，“因为这帮人越来越不像话。”

在舒可心眼中，这个“有主心骨”的年轻人很难听进别人的建议。但舒可心认为，于凌罡的“退”，并不是一个人遇到的问题。他是纯粹在市场拼搏的人，而开发商靠走关系拿土地，反过来又用地抵押贷款。“在中国，权贵集资建房做得成，公民就做不成。”他说。“这么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大家凭什么相信他？大家相信的是背后的制度，没有制度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什么都别说了。”舒可心说。

不过，在他的记忆里，于凌罡从来没有表现过失败的困惑，“他很有韧性，不像失恋了要找别人倾诉。坐在一起时，他总有无数多的想法。”

于凌罡也曾在博客上流露过失望：“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向大家道歉，请大家别客气，想骂我，随便骂，我活该，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他说，自己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足够的财力，“如果我是体制内的人，区委书记、乡镇书记，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无力。但我进不去体制，我说话太直。”

几年前，于凌罡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做投资，现在住在南四环外租的两居室里。在这间并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于凌罡兴致勃勃给记者看最新设计的保障房项目的户型图。他把鼠标在桌面上滑来滑去，图片里的横线和竖线在描述中变得立体起来：“这是进门，一个书柜，4人沙发，家里来个客人直接在沙发上睡了。4个衣柜，装您东西没什么问题，卫生间厨房，都是4平方米以上，还有个小储物柜，您家里有个大件的东西可以往里装。OK，这种房子您首付5万，月供1270，您就住上了。”

很多年前，他曾以同样的热情，对着户型图向别人描述着他的大楼。那时的它可能在东二环、北三环、北四环。如今，于凌罡看中的那些地上，是瑞士公寓、元大都公馆，是5万一平方米的商品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