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全文：《2035：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结构与路径》

　　报告科研团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

　　科研团队负责人：刘世锦

　　科研团队成员：刘培林、肖庆文、许伟、俞建拖、王子豪、蔡俊韬、钱胜存、宁婧、刘一驰

　　数据处理和初稿执笔：王子豪、蔡俊韬、钱胜存

　　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以下简称GFP）概念是在对现有统计体系中的支出法GDP进行重新划分基础上形成的，严格界定为支出法GDP当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按此定义，GFP具体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非生产性投资。其中，非生产性投资是指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部分服务业投资。

　　【节选】

　　从GFP视角看中国增长潜力

　　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不同类型经济体的GFP结构会逐渐趋同。这一现象对预判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结构演进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对这几组典型经济体在三个关键时点的GFP结构进行统一处理，在剔除各国自身因素所带来的GFP分项占比异常值后，构建了发达经济体分阶段发展的标准结构。该标准结构可以更直观地展现我国GFP结构与发达经济体间的差距（见图4-2）。

　　在人均GDP处于14000美元这一发展阶段，通过与发达经济体标准结构的比较（见图4-2），结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特点分析（见图4-1），我们发现我国与相同发展阶段时的标准结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我国房地产投资占比偏高。

世行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接近43%，韩国、日本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时也分别达到37%与38%，而其他发达经济体则大多处于20-25%的区间内。图4-1是在人均GDP为14000美元时，我国与几类经济体的GFP结构对比。从中可以观察到，同属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日本和韩国，其房地产投资占比与我国较为相似，均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这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所独有的挤压式增长有关。

　　我国基建投资占比偏高。

如图4-1所示，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基建投资占比偏高，这同样与它们独有的挤压式增长有一定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中，我国基建投资的占比仍显著高于日本和韩国，这是制度因素所造成的扭曲。以往GDP挂帅的考核标准使“大干快上”成为经济发展的捷径，而基建投资更是作为政府保持高增长速度的主要抓手。这导致我国基建投资占比过高，是标准结构的两倍甚至更多，对我国GFP结构中的其他分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我国政府对卫生、社保和福利的消费性支出占比偏低。

在卫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低于标准结构，而居民消费占比则偏高，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此类消费性支出不足，居民负担相对过重。在教育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略高于标准结构，而居民消费占比约为标准结构的两倍，这说明在相同发展阶段，我国居民和政府对教育都比较重视。社会服务投资方面我国占比偏低，这表明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性支出仍有所欠缺。

　　我国居民对电子设备及通讯的消费占比偏高。

这是因为中国具备后发优势。在人均GDP为14000美元的标准结构中，各类经济体大多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乃至更早时期，而我国在2016年才达到此水平，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技术条件差异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可消费范围逐步扩大，电脑、手机等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相继问世，信息通信服务的种类也不断增加，从而导致我国居民此类消费占比高于标准结构。

　　我国居民对批发零售的消费占比偏低。

这一现象可能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以往“重生产、轻流通”的发展方式，造成流通服务业发展上的整体落后；二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模式，导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统计偏误；三是人力成本较低。

　　我国居民的大部分享受型消费占比偏低。

与标准结构相比，我国居民在居住消费和其他居民消费方面差距较大，在出行消费、住宿餐饮消费和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金融保险消费方面则基本持平。但我国个人服务投资与标准结构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这表明我国在设备设施方面可能并无欠缺，但是服务质量确有不足。

根据课题组预测，我国人均GDP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25000美元水平，在2035年将继续攀升至35000美元左右。以发达经济体这两个时间段的标准结构作为参考目标（见图4-2），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

　　我国基建投资的占比应有所下降。

我国在2016年基建投资的占比较14000美元、25000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分别高8.1、8.9和9.7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我国此类投资的占比一直偏高。这种结构在以往的发展阶段上虽然不无合理性，但是在今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必须顺应规律加以调整。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里，基建投资占GFP的比重要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并在2035年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

　　我国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应有所下降。

我国房地产投资占GFP的比重较14000美元、25000、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3.3、6.2和7.0个百分点。从标准结构的演进角度看，房地产投资占比会呈现“先快速下滑，后缓慢走低”的趋势。发达国家居民满足住房需求的途径不仅限于购置房屋，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租赁住房和建设保障性住房实现的。我国目前房地产投资占GFP的比重明显高于标准结构，表明未来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将较大幅度回落。此外，我国房屋租赁市场未来也需要充分发展，通过盘活存量住房满足居民对居住空间的要求。

 　我国居民的居住消费占比应有所提升。

这里的居住消费主要包括对房地产租赁及房地产相关服务的消费。居民对居住的物理空间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对于物理空间内的便利设施、耐用消费品及相关配套服务的需求会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居民的居住消费占比低于标准结构，从两者差距上来看，未来会有一段较快增长期。

　　我国政府应提高公共服务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从整体上看，发展型消费的占比仍需提升。在卫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与人均GDP为2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相差2.3个百分点，与人均GDP为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相差3.8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占比较25000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分别高1.5和0.9个百分点，这说明政府应持续加大对此类的消费性支出以降低居民负担。在教育方面，相较于25000、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我国政府消费占比略低，居民消费占比稍高，这说明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消费性支出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到达其均衡水平后会逐渐趋稳。与此同时，政府的其他消费性开支占比偏大，因此政府消费的重心应更多地向教育及卫生、社保和福利这些公共服务领域倾斜。

　　我国居民对电子设备及通讯消费的占比可能会有所下降。

人均GDP为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中，各国所选时点大部分处于2000年前后，技术背景差异依然显著，但差距较人均GDP为14000美元时有所减小。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的电子、通讯和信息等高科技产品及服务的国产化率较低，有关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对集成电路的进口额高达约2271亿美元，仅此一项造成的贸易逆差就达1657亿美元。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子产品及服务的国产化率会逐步上升，并且信息通讯等相关费用也会有所降低，从而可能导致电子设备及通讯消费的占比有所下降。这与电子设备及通讯方面尤为发达的韩国先升后降的趋势有些相似，但是不排除有重大技术突破带来上升的可能性。

　　我国流通性服务业应有所发展。

从发达经济体的标准结构演变来看，居民批发零售消费占GFP的比重会长期保持稳定。我国居民此类消费的占比较14000、25000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低近7个百分点，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此流通性服务业需要加快发展。

　　我国居民的享受型消费占比应有所上升。

与人均GDP为25000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相比，我国居民的享受型消费占比偏低。其中，居民对出行、住宿餐饮、金融保险、文化体育娱乐和以居民服务为主的其他项目的消费占比较标准结构分别低1.1至1.3个百分点、0.8至1.4个百分点、1.4至2.0个百分点、1.5至1.6个百分点和3.9至4.2个百分点，差距颇为可观。从标准结构的演化来看，金融保险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占比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呈现“先加速上升，后缓慢增长”的态势，出行、住宿餐饮的消费需求也会持续上涨，以居民服务为主的其他项目的消费更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会有所下降。

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的占比较发达经济体2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6.5个百分点，较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8.3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居民食品、衣着消费的占比还会继续降低，其中食品消费占比下降的速度将会呈现“先快后缓”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消费的绝对量要减少，事实上随着人均收入的逐步上升，相关消费的质量和绝对量均会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居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的增长更为迅速，它们将对生存型消费的占比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与恩格尔定律的含义较为相似。

　　顺应GFP结构变迁规律释放我国未来

增长潜力所应采取的举措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GFP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GFP结构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GFP在整个经济循环流程当中具有源头性质，其结构变化实际上折射的是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方向。某种意义上说，促进GFP结构的调整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GFP结构的持续升级，根本上需要有稳步增长的收入作为支撑。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要坚持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善再分配，形成高端有调节、中端有增长、低端有保障的收入分配格局。

　　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服务业发展。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城镇化已经从数量扩张阶段逐步转向质量提升阶段。要实现城镇化率与消费贡献率、服务业占比协同提升，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在中速增长平台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GFP结构的持续优化。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新技术和传统领域的融合。

中国的技术水平总体仍然处于追赶阶段，但在某些领域已经出现并驾齐驱甚至逐步领先的势头，这对于提升我国GFP质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要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传统领域，乃至整个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通过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GFP结构升级。

　　促进基本需求要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中对生活必须品的需求已经由“有没有”向“好不好”方向转变。从数量来看，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在质量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树立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要充分发挥和利用中国巨大消费市场的优势，提高开放水平，让中国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更多优质的商品和服务。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和民生性支出比重。

基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对于促进产业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改善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基建投资占比偏高，部分投资利用效率差，资本回报率低，压缩式发展特点明显，会对社会和民生性支出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同时，民生方面短板比较突出，公共服务欠账较多。下一步要优化政府支出的结构，改变经济性支出占比过高、社会和民生性支出不足的现状。

　　防范房地产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高房价不仅提升人们的生活成本，并且对其他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解决高房价问题，关键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早日实现安居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