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意味着，《纲要》的出台已指日可待。

从去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专题汇报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规划纲要，经过一年多时间，京津冀协同发展即将完成顶层设计。

省内专家指出，从会议透露的信息来看，全面理解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重点可以从“三个一”入手：即一个核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一个主要目标，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一个着力点是“一体化”，即交通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一个核心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实施如此重大的国家战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会议确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对媒体说。

实现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首都功能。去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提出，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一个浮肿的巨人，必然是步履艰难，很难走远的。北京要轻装上阵，有些优质资源就要到河北天津去配置，产生更大的效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日前指出，“四个中心”明确了北京的功能定位，而从实际情况看，北京承担了太多功能定位之外的功能，已经到了非疏解不可的地步。“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郭金龙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能不能协同起来，就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得怎么样。

据了解，为理顺产业发展链条，推动产业有序转移承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定位和方向已经明确：北京将主要发挥科技创新中心作用，天津优化发展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河北积极承接首都产业功能转移和京津科技成果转化。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路径何在？我省部分经济界人士认为，实现以产业转移为突破口的非首都功能疏解，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破行政区域限制，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

据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北京正在研究今年拟先行疏解的产业目录，“在今后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中，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低端第三产业，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等将成为优先疏解重点。”

据了解，去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该文件中的管理措施分为禁止性和限制性两类。其中，禁止性是指不允许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或新设立各类市场主体，限制性主要包括区域限制、规模限制和产业环节、工艺及产品限制。目前，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功能疏解主要集中在第一类。

疏解工作已有实质进展。去年以来，北京市接连对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和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动员搬迁；在央企外迁方面，除了一些对国际经济有影响力、控制力的央企总部外，北京也正在着手迁移部分央企。

一个主要目标

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

会议强调，疏解非首都功能，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是主要目标。要严控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结合调控北京市人口规模。

人口过多集中在首都，使得北京市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典型“大城市病”有增无减，但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主要目标着眼于此，是否切口过小？

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员张云并不这样认为，相反，她认为上述目标的设定，恰恰抓住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要控制和疏解与北京首都功能定位不相符合的基础产业，进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

据了解，北京今年提出了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即2020年控制在2300万以内。

“北京实现这一目标虽然难度不小，但只要严格疏解存量，继续新增并扩大疏解的业态范围，达成这一目标还是有希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副院长张朝伟认为，北京应明确以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具体来看，北京市在公共服务方面应以医疗、教育为疏解主题，例如将部分大学或医院外迁至天津或河北。同时，要对非京籍儿童在京入学继续实施严格的准入条件。”

他认为，北京要利用经济转型的契机，继续大力淘汰外迁低端制造业和批发零售等业态，对于淘汰退出的“负面清单”，要不断完善淘汰目录。例如北京市目前在三环内主城区的不少主干道，竟然还存在大量装饰装修等小店，不仅存在严重的占道经营和露天加工等问题，与北京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也格格不入，对于这些明显不适合北京发展的低端业态，有关部门就应明确将其纳入淘汰目录，通过严控增量、疏解存量，逐步将其合理疏解出去。

有专家算了一笔账，北京城区中有上百个小商品交易市场，仅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小商品市场就吸纳了约20万外来人口就业。一些非关键性、局级央企的总部也没有必要都放在北京，如果迁走20家央企总部，至少可以为北京减少50万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强调，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要审视城市基本功能，从基础产业规模去控制，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手段控制流动人口，那样的瘦身既有损于城市有机体的健康发展，也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

还有专家建议，北京市应加大对天津与河北的投资力度，在北京周边建立起一系列能担任经济、文化、行政副中心的区域中心城市，将部分大型国企、行政机关等外迁出去，让其代替北京承接一部分人口的工作居住问题。

“疏解人口也并非只是产业转移那么简单。”张云认为，三地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影响了人口、产业及功能在区域内的合理布局，是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于膨胀、中小城市吸纳力不足、难以形成多中心城镇格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