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煤矿、房地产

单从操作手法上看，张孝昌的一整套资金运作，更接近于私募基金：一方面，他以高息从熟人圈募集资金，而后将资金投向黄金、白银市场，实施套利交易。由此结成的金融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

在一般私募关系中，资金提供方，也就是投资人，与资金募集人之间结成一种信托、资产管理关系。该对关系下，投资人基于对募集人的信任，将资金托付给募集人，然后由募集人对外展开投资，投资人为此支付给募集人一定比例佣金，而投资风险和收益主要归投资人。

在张孝昌的资金盘面中，投资人与张孝昌结成了借贷关系，那么作为借款人的张孝昌无论在黄金、白银投资中是否获得收益，即便遭受亏损，也必须向上游贷款人支付本金和高息。

实际上，张孝昌案亦算神木集资案中的孤例，皆因其投资方向主要在黄金、白银市场，这与张孝昌本人的从业履历有极大关系。在神木，更为普遍的资金运作，是投资煤矿和房地产。

神木以煤矿为投资标的的集资案中，第一大案是“刘旭明案”。神木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高文光曾公开表示，“刘旭明案”是陕西历史上最大的集资诈骗案。

2013年6月6日，刘旭明被公安局公告逮捕时，刚满30岁。过去几年中，就是这样一位80后“小后生”，不断向身边人编织投资煤矿的财富故事，广泛吸收资金入股。神木县公安局7月初通报案情，称该案报案金额达7 .87亿元，登记的涉案金额达11亿元。

神木以房地产为投资标的的神木集资案中，以“王和平案”影响最大。王和平是陕西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已于2013年6月25日突然死亡于毗邻神木的鄂尔多斯市一家宾馆内。

王和平生前在神木胡家讫台村开发了总建筑面积为23万平方米的高层项目。据《中国房地产报》引述王和平父亲的说法，“王身后的3 亿元外债几乎全部都是民间借贷”，“那天去闹事(‘7.15’非法聚集)的主要是工地上没领到工资的工人，还有一些买了房子的业主”。

正是在张孝昌、刘旭明、王和平等操盘手的精心侍弄下，“黄金”、“煤矿”、“房地产”三个财富关键词，才在神木县变成了犹如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在经过“人人放贷”的羊群效应之后，大面积崩盘的民间金融败局在所难免。

《经济参考报》8月底披露榆林市官方消息：神木县法院去年至今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32.17亿元，涉诉人数7658人；神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借贷案件7起，涉案金额43.1亿元，涉案人数1247人(户)。

与此同时，神木以外，民间借贷和融资在榆林府谷、绥德等地也呈加速蔓延态势，“根据榆林市相关统计，2011年至今，榆林各级法院受理案件11714起，非法集资案件报案34起，涉案53.6亿元，第一层次的受害群众是7940余人。”

前述黎名这样的贷款人，即为“第一层次的受害群众”。但实际上，“黎名们”通常还会以自身信用、以稍低利息，从亲戚、朋友、地下典当行、投资公司吸纳资金，转手再贷给“张孝昌们”吃息差，由此，在“黎名们”身后，实际又拼接起N层借贷、融资关系。

《南方周末》曾援引相关人士测算，“由于层层委托，仅张孝昌一案涉及人数可能过万”。此前，多家媒体对神木民间借贷牵涉资金规模进行估算，估值区间集中在200亿到300亿元。

800亿民间资本

神木民间借贷风潮背后，是满满一池民间资本。

陕西本地报纸《华商报》2013年7月披露数据，“神木民间资本体量达800亿元”。陕西省决策咨询委财金组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涛对整个榆林市民间资本规模做过一次测算，公布测算结果为2045亿元。

民间资本的累积过程，在神木缺乏太多的故事性。这个2008年才摘去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中国产煤第一大县”，2012年GDP破千亿，经济体量相当于陕西南部汉中、安康两个地级市加总。

神木人正是在过去近十年的煤炭能源经济整体迈进中，从办煤矿、矿区占地补偿、煤炭运输等等环节，广泛介入到财富与资本分配中。因此，神木民间资本累积的故事主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煤。

“但不是所有神木人都有钱。总体而言，北边的乡镇都不错，因为是煤区。南边很多乡镇不产煤，照样穷得叮当响。”黎名说。《瞭望东方周刊》对照各种渠道公开的神木县“首富”、“十大富豪”、“亿万富豪”信息，发现其出生地绝大多数在神木北部乡镇。

神 木人所说的“有钱”，往往是指一个人能随时拿出手的钞票。9月6日，《瞭望东方周刊》从“刘旭明案”维权代表处拿到一份统计报告，报告显示部分向 刘旭明入股的投资人及其金额为：单某450万元、池某680万元、崔某军700万元、王某平2600万元、项某芳3000万元、杨某燕3400万元、胡某 刚3700万元、王某1.2亿元、张某莲2.2亿元。

关于神木民间资本向民间借贷逐步演进的过程，《经济参考报》认为，“购买煤矿需要大量资金，很多老板就以高额利息向社会融资，最初介入的人暴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迷信煤价只涨不跌，想方设法筹钱投到煤矿。”

该 报呈现了部分细节：“一位企业老板说，神木借贷之风最初是从鄂尔多斯传来的。‘2005年、2006年的时候，这边做生意的，朋友之间互相拿钱周 转一下，从来不谈什么利息，都是帮忙的性质。2008年开始，风气就变了，互相借钱都要先讲好利息，好朋友、亲兄弟也是一样’。”“有很多人手里没钱，就 抵押房产从银行贷款出来再放贷；有的开饭馆、小商店赚了点钱，也学别人高息放出去。”

这里盛极一时的民间借贷景象，同样出现在《中国经营报》的记述中。该报援引神木当地人的说法：“当时，在煤价暴涨之后，不要说在神木县城，仅在煤矿 聚集的西沟、店塔等大镇上，大大小小的投资公司、典当行就有上百家之多。有的钱庄，在宾馆开两间客房作为办公场所就宣布开张。你走在神木的大街甚至背街小 巷上，随时都会看到典当行、担保公司的招牌。街面上的典当行、担保行以及一些商贸公司、石化公司、房地产公司、货运公司甚至小卖部，都成了从事地下金融的 不合法机构。”

神木当地一位银行人士则向《中国经营报》透露，2010年，神木街头巷尾的各类投资公司、典当行，最多时估计有上千家。

实际上，民间借贷的潘多拉魔盒一朝被打开，今天广泛见于媒体报道的“两个神木”，便互为一对因果同时呈现出来：一个是“全民放贷”的神木，一个是“满城都是讨债人”的神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