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名城，为何在金融改革试验实施一年后，企业状况没有好转反而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温州是当前实体经济困境的一个切片。这不是你读过的那些老故事，当地人说：“我们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难的时刻。”

危机来了吗？

对于不少在高利贷崩盘、楼市腰斩、担保链危机中煎熬了两三年的温州人来说，危机已经不再是出版物上的名词，而是生活中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现在温州企业家的生命是以小时算。”温州乐清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说。两年以来，由于担保贷款链上的其它企业接连出问题，精益电气作为互保的关联企业不得不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资金持续紧张，陈已心力交瘁。在温州乐清，据说已有15个互保形式的担保贷款链浮出水面，每个链条上都绑着十几乃至几十家企业。

整座城市都被债务的愁云笼罩着。

自2011年9月，“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大白天下后，两年间跑路潮已平息，但危机在持续发酵。债务链条已从民间高利贷蔓延到了银行。2012年12月，温州庄吉集团自曝涉及几十家企业、高达300多亿的银行担保债务链条，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担保链已经把温州拖向了另一个危机。至今，没有人能说清到底有多少企业卷入了互保链危机。而受到波及的也大多是资质相对良好的企业。

这个流火的夏天，在有些人的感受中比最冷的冬天还冷。

夜幕降临，温州主城区能看到很多灯光疏落、入住率不足的小区，温州人巨大的财富就沉淀在这些没有生机的建筑物上。过去两年，房价普遍下跌了30%，部分腰斩，而下降的趋势至今没有扭转。

制造业元气大伤。只要到温州乐清黄华港看看那些成片废弃的船厂，到永强看到那些停工或者半停工状态的皮革厂、制鞋厂、钢管厂，你就明白，欣欣向荣只是这里的往事。

商业凋零。最繁华的主干道温州车站大道，曾经抢手的商铺现在供过于求，租金下降了1/3；在永强最繁华的罗东大街上，每10家店铺大约有3家关门或者转让，附近的几条小街上，关门的酒行、餐馆也随处可见。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连温州最大的公司正泰集团也裁员20%，大批外来人员返乡。夏日曾经熙熙人流、大排档满街的景象已不再。

2013年7月，1400对夫妇在温州民政局登记离婚，史上最高；温州法院的经济案件堆积如山，仅仅7月份就有2000多套登记拍卖的银行抵押房产。温州民间的信任度，也跌到了历史性的低谷。

如果说把温州正在发生的一切称之为经济危机，缺乏学术意义上的严谨性，那么至少它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2008年、2009年的东莞，也敲过这样的警钟。1/3的卖场关门，工厂订单锐减，人口从高峰的1400万锐减到1000万以下。由于国外市场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从2008年起大量企业迁出东莞，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一个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一个是世界工厂，温州和东莞都代表了经典的中国发展模式。它们是中国最市场化的区域，也是最敏感的部位。它们相继遇到问题，并非偶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靠廉价劳动力、破坏环境和低端制造支撑的中国高速发展模式触到了天花板，转型升级已经开始。

如今，温州、东莞所遭遇的困境，集中呈现了中国制造业转型中所遭遇的惨烈阵痛，其与金融改革、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交织在一起，更让温州这个城市以及众多企业主的命运充满悲情。那些盛极一时的眼镜、打火机、造鞋品牌在一个个倒下，或陷入无法自拔，这些都是建国以来前所未遇的。

在温州，传统制造企业的老板们向本刊记者痛陈经营惨状、指责银行冷血、抱怨政府无力，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衰落甚至被淘汰的命运或许已经无法挽回。无论政府、企业主自己还是扭曲的金融生态，都只是其中的一个错误。

改革开放30年后，东莞、温州所代表的“低端锁定”模式注定将退出主流舞台，而他们就是这场“浩劫”中涅槃重生的煎熬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要面临的问题。高利贷、房地产泡沫和实业不振，在中国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神木、鄂尔多斯的高利贷已经崩盘，三四线城市没人住的“鬼城”频现。

本刊关注温州当下所经历的这场严重危机，探讨其来龙去脉，恰恰是为了让政策制定者思索，在不可逆的制造业升级大趋势下，如何让一个制造业城市和那些紧紧附着其上的企业重新焕发活力，而不是任由资金从实业向高利贷、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流动，从而酿成更多的灾难。

“有时候想，温州如果这次真的败了，那就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出了问题。”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黄发静说。温州的问题，从温州本身只能找到一部分答案，更应该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大环境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