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中国经济网演播厅介绍了其今年建议的主要内容，其中，关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备受关注。

蔡继明认为，中央之所以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改革来释放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而在供给侧各项结构性改革中,蔡继明特别强调土地制度改革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和提高国内市场有效需求的重要作用。

三项措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蔡继明认为，加快城镇化的当务之急是让已经进城务工多年的农民尽快在城市定居下来，这就是所谓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如何制定、调整、改进相关的政策，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的目标，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他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确认农民工和其他流动人口有迁徙的自由即选择居住点、选择居住城市的自由。切实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二、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首先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所以一定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改革，特别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因为吸收就业人口最多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通过国家的简政放权，现在注册是非常方便了，每年注册的数量大幅度增长。但是，中小企业破产、死亡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有关专家测算，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就是不到3年。因此，需要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推出合理的政策，拯救和延长我国中小企业的寿命。

三、改善和调整我们的人口迁移政策。农民工进入哪些城市有其自身的偏好，也遵循着一定规律和轨迹，不要对有城市加以人口的限制，这涉及到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即大、中、小城市如何合理布局。蔡继明表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是同步发展，不是都按比如说20%的速度发展，2万多个小城镇平均1万人口，也要同步发展，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效率的。协调发展，一定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如何做到协调发展，蔡继明更看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布局，强调优先发展大城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就3、4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东京，有3300万人口，中国最大城市是上海，仅有2300万人口，比东京少1000多万。不仅超大城市的数量还有增加的空间，超大城市本身的规模，也还有一定扩大的空间。

多年来，蔡继明一直在呼吁放开对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的人口限制，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仔细看一看人口流动的曲线，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优先选择的是大城市。估计要到2020年之后，或者更远一点说到2050年，我国实现了现代化，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才有可能出现所有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饱和。这时候人口开始向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扩散，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漫长的。”在蔡继明看来，我国的城镇化战略，恐怕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至少到2050年，都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保持新常态，中高速稳定增长最重要的发展战略。

开辟准商品房市场去库存

蔡继明提出化解去库存的治本之策就是要调整房地产的供给结构，开辟一个准商品房市场。

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拉高了房价，以至于刚需很难得到满足。所谓准商品房就是自住型商品房，说它是商品房是因为可以购买，说它是准商品房，是因为买了以后在一定期限内不许卖。所谓一定的期限，根据政策可以灵活调整。居民购买的第一套房即自住房，价格通常比较低，面积比较小，档次比较差，可以允许在5年之后转让或卖出，以便购买改善型住房。5年之内，准商品房产证不允许交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既然自住房价不会太高，就不可能抬高地价。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城市绝大多数中等收入，甚至中低收入居民，能够购买第一套房作为自住房。

城市宅基地要以准商品房供地为主，比例占主要的成份。果真实现这种结构性改革和调整，房地产市场就不会出现大量库存。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目前钢铁、建材、陶瓷、玻璃、水泥行业之所以都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很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投资开工数量在减少。今后每年要有上千万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里的人口还在增加，已经买了第一套房的居民还要改善，原有房子还要折旧。蔡继明认为通过准商品房的改革，再加上房产税等配套改革，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会迎来相当好的发展时机。　

农民工不是“接盘侠”，城市化要“以人为本”

蔡继明还强调了去库存和农民工进城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因房地产去库存才想到吸引农民工购房落户当接盘侠，这违反了“以人为本”城市化的主旨。大量农民工之所以进城不能落户，很重要的障碍是房价过高，应当首先考虑把房价降下来，考虑面向农民工提供更多保障房。

至于如何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蔡继明表示首先要测算出城市化的真实水平，然后逐一分析，到底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制度障碍是什么？

以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为例，30年高速发展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城市化水平都达到了80%，它们都不存在户籍问题以及城市二元结构问题，农民工进城没有遇到这样的障碍。而正是中国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城乡二元体制障碍使农民工进程不能落户，迁徙的人口不能定居。想一下子取消户籍制度不可能，要一个个攻克。住房价格降下来，大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小产权房入市，取消房地产开发许可，让农村可以建房，城市居民到农村买房。吸引农民工进城买房，为什么城市居民就不可以到农村买房？如果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拿出一部分土地入市，偏远农村大量集体建设用地可以通过置换使城市周边的农地转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地价就会降下来。地价降下来，城市房就降下来，这样农民工落户的门槛就降下来了。

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要求打破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的障碍。很多垄断行业变成竞争性行业，农民工进去门槛就降低了。劳务工和派遣工之间的门槛拆除，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门槛排除，劳动力的流动就通畅了。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大幅度延长中小企业寿命，中小企业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当低保、失业救济、公共医疗、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养老、保险等几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城市户籍制度的含金量也就逐步消失，从而变成纯粹的户口登记制度了。

因此，蔡继明认为，农民工进城落户是牵一发动全身，涉及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的方方面面。不要一说城市化就理解为城市建设，城市化问题不是城市建设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和体制的改革问题。应该着针对阻碍人口城市化进程制度层面的因素，通过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