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的郝芳芬是四川雅安市汉源县九襄镇的一名村民，在成都市从事家政服务已近8年。谈到落户成都或者雅安市，郝芳芬显得有些犹豫。她坦言，虽然这几年收入从过去每月的1500元涨至2500多元，但她还是希望将户口留在家乡。“大城市生活成本比老家高多了。在老家，自己有地，吃喝不愁。”

在国务院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将在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作为一项重要目标。然而记者近期在浙江、河南、四川、陕西、江西等地采访时却发现，尽管各地均出台了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相当数量的农民却因担心自己原有利益受损和难以享受城市居民配套待遇而心存顾虑，“进城不落户”的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镇化”现象。

户口利益链此消彼长

农民落户城镇顾虑多

浙江省公安厅人口管理与服务总队总队长阮文广认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建设不断加快和社会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农村户口背后的利益链越来越长，城镇户口背后的利益链越来越短，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意愿不强的趋势还可能进一步加剧。

和郝芳芬一样，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河南等地，大多数农民工对在城镇落户“顾虑较多”。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2013年底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尽管当前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的意愿较为强烈，超过八成的农民愿意在城镇就业生活，但在城镇落户的积极性并不高，商丘市愿意落户城镇的农村转移就业人口比例不足5%。

在人口流入大省浙江，由于担心不能在城镇长期稳定就业，对流出地农村的既得和预期利益又难以割舍，在流入地落户的意愿也并不强烈。据2014年2月该省流动人口流动状况抽样调查，“希望在居住地落户的”仅占8.5%，大部分流动人口更看重务工收入、子女就学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河南省许昌县尚集镇罗门村村民完海亮“一辈子穷在户口上”的遭遇正是许多农民“进城不转户”心态的注脚。近4000口人的罗门村，2000多个劳动力全部在外务工，800多户中在市县购房者多达100多户，但户口都留在村里。2004年农业税废除后，完海亮借在郑州工作之机，花费数万元将全家4口的户口迁到了郑州，此后企业倒闭，失业多年连社会保险的费用都难以为继，无奈之下，2012年，完海亮花费2万多元为村里打井、修路，得到村民许可，又重新将户口迁回了农村。

落户成本成“硬骨头”

城镇承载能力有限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报告2012》，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上，农民市民化的平均成本为10万元/人，进入大城市的成本还将成倍增加。记者在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追踪采访时发现，落户成本高是许多户籍制度改革参与者们最大的顾虑。

教育问题一直是进城务工人员最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各地大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就读问题。随着大量农民工子女流入城镇，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一些负担。成都市教育局局长吕信伟曾给记者算过一笔账：成都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子女36万人，每人每年财政转移支付仅300元，而成都市生均教育成本在1万元以上。

“只要农民工落户南昌，其子女入学和当地城市居民子女入学并无政策上的差异。”南昌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工作处杨雪飞介绍。经测算，若南昌新增100万城市人口，预计学生将增加20万人。而要在短时期建立一批师资合格的教师队伍、能够提供合格教育质量的学校非一朝一夕之事。

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也成为户籍改革后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自来水供给为例，今年以来，郑州城区因干旱问题已发生两次供水危机。按照规划到2020年，郑州市中心城区人口要达到700万，而目前仅为300多万。郑州市自来水公司的规划显示，为了配套人口增长，郑州市将新建7个水厂，供水能力达到214万立方米，为目前郑州市供水能力的数倍。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目前仅有一座水厂在建，其余规划仅停留纸面，周边水源呈现枯竭态势。而河南省电力公司也反映，当前，随着人口向城镇的集聚，郑州等大城市和县域农电的迎峰供给也都日渐紧张，大城市限电和农村超负荷区域存在扩大化趋势。而庞大的电网新建和扩容投资以及供地等问题都日渐凸显。

“当前城镇承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比较有限。近年来浙江省各地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和生活成本上升、就学就医资源紧张等‘城镇病’已逐渐显现。”阮文广说，“以2300万流动人口基数计算，全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将达2.3万亿元，而2013年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为3797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