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