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被城市、被工业利用，它产生的价值会更高，于是，这块地是种粮食，还是搞工业、搞城市，在市场上有不同的价。

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碰到困难，碰到不适应的地方总要把它“拱”开；这个层面的改革天天都有，但光有这个层面的改革不行，还要被吸纳成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完整的改革。

改革很难，不改行不行

中国的改革说起来蛮难。前一段时间，吴敬琏老师新书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也就二三十年，严格来说是1958年以后才正式形成的，而改却已经改了35年。为什么这么难改？

改革很难，那不改行不行？现在看来不改也麻烦：一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大，某种程度上比1980年代经历的社会矛盾还要严重。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但若没有恰当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GDP总量全球第二也不一定能让大家很踏实。不改，很多社会矛盾就解决不了。像土地问题，如果没有一套好的机制，政府、民间、开发商、城市的发展几方面利益就找不到平衡的平台来处理。再如贪腐现象，像刘志军、薄熙来等大案，批一个条、打一个电话、交代几句话，几百万、几千万元就没了。这跟体制有很大关系，权力在市场中远远没有被装进笼子里去，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再快，大家心里的感觉也不会太好。

另外，我在大学跟同学们交流，他们的看法已经跟我们不同。我们还有改革开放以前作为参照系，以这个参照系看，中国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一代人的参照系不同了，不能老跟他们忆苦思甜。他们是人口主体，有新的标准、新的参照系，对社会公正和公平的要求不同。同时年轻一代也碰到很多新问题，比如房价，这是很深刻、蛮有挑战性的一件事。从这方面讲，不改也不行。

再有，我观察到生活中法律以外的现象越来越丰富，法律禁止的事生活中却到处都有，比如，有“黑车”，有小产权房，有“黑户”……如果很多人生活在法律不承认、不保护的空间里，社会将来会怎样？我有点担心。所以一个国家的制度化能力是要把这些现象解决，把大多数人口吸纳到法治的框架里。这有两个途径：一是要守法；一是法要合理，法要容易执行。这两方面都要做，如果制定的很多东西难以做到，那么他干脆就在法外了。如果不通过进一步改革来提高这种制度化能力，社会经济增长以后有很多矛盾是难以解决的。所以什么叫改革的逻辑？就是改很难，不改又不行，要在这当中去找。

什么是改革的逻辑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我看到的逻辑，从我1980年代参与改革研究到现在，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碰到困难，碰到不适应的地方总要把它“拱”开。比如包产到户，最早并不是北京有谁写了一个文件就包产到户了，而是农民觉得以前那个办法不合适，吃大锅饭多劳不多得，所以就把地分了，但当时是不合法的。这是改革的第一个组成内容，用过去的语言说，就是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生产力会“拱”，不会善罢甘休。这样的事情天天在发生，在每个领域都在发生，这个层面的改革天天都有。但光有这个层面的改革不行，这个层面的改革还要被吸纳成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完整的改革。

这是我对改革逻辑的大体理解，我相信这个过程不会结束。当年包产到户是非法的，民营企业也是非法的，“傻子瓜子”雇人炒瓜子，案子要报到邓小平那里。底下已经开始炒了，因为市场有需要，但是否合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不能允许？所以我认为改革有两方面：第一有没有冒出芽；第二冒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吸纳到政策制定和法律制定过程中，即制度化。这是改革的过程。

我们现在从哪个领域都能看到有改革的因素、改革的元素、改革的自发冲动，但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吸纳能力不是那么强，因为有意见分歧，因为里头的利益分析、平衡遇到困难，在很多事情上是老有自发的活动，却没能够提炼上来，要适当加快这一过程。是否要重新设计什么东西？我的看法是，在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时需要有广阔的视野，需要参照整个人类文明，看看其他国家的做法，国际经验、历史、理论，这些元素都要有，否则今天把有些东西匆匆忙忙立了，明天不合适又改，那也很混乱。总的说来，现在第二个过程比较慢，所谓加快改革，是要加快这个层次的改革。

过去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是思想解放，不能用僵化的概念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相信底层的人永远有冲动，因为哪个家庭、哪个老百姓不想改善生活？他们只要发现机会总会去试、去做。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包括我们在大学教书讲的那套道理，是不是能让生产力发展得更顺一点？改革就是这两面的结合，缺一面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