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有一些质疑，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会报到，买菜时习惯性地要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去超市买牛奶面包看不清保质期绝不会轻易埋单……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串过门儿了，上一次街里街坊一起分享美食是在什么时候，如果不是几次夜里被刺耳的脚步声吵醒，你又怎么有兴趣知道楼上住了六七年的邻居是谁？

2009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已经把食品企业的诚信缺失推向极致，接下来不断曝光的染色馒头、皮革奶、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更是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毫无信任可言。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慈善”两个字的神圣光环也日渐消散。近年来，让公众频频质疑的还有政府或相关机构组织行为透明度不高，比如财务收支、公车数量等。

当所有的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时，社会氛围就会改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漠。蓝皮书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在王俊秀看来，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社会价值观更加多元。社会价值观多元一定意义上缘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下人们的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信息接触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价值观念多元的背后也存在着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共享价值观念的缺乏。“如果社会无法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念，没有每个社会成员都遵守的核心价值，社会的道德体系就会失守，社会就会没有底线，社会的互信无法实现，社会进步也无从谈起。”王俊秀说。

“诚信讲的是道德问题，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实判断，我们不应该简单把社会信任问题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或民众素质低，要看到社会信任下降主要是由于人们的信任风险提高了。”王俊秀认为，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在人们道德和诚信严重缺失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在一些专家看来，要想挽回社会诚信，必须依靠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提高违法成本。在西方社会，维系诚信的力量首先是法律，而在中国，诚信的维系主要靠道德约束，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比如，与人们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要加强监管，可以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一旦企业出现不诚信行为，应该将其录入黑名单并通报，通过罚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业的品质；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滥用，社会监督完善了，公信力自然也就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