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官方标准，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国际历史表明，城市化率达到50%会进入加速过程，60%至70%进入减速阶段。

从数据看，自从1978年那场伟大变革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令人炫目的成就。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徘徊于8.5%上下。2012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总人口50%以上。

正如上述不同的衡量标准一样，历经30多年发展之后，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呢？

“城市化大跃进”？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曾认为：“城市化大跃进”已超出城市化正常轨道，出现了盲目追求大规模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趋向。

近年来，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控制开发区和城市土地占用，但城市“大”规划和建成区蔓延式大扩张的现象还在继续。

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认为，这带来的最大危害是社会不公。“大量土地是来自附近农村，在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里获得土地，转手以几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卖出，即所谓的土地财政。”

已经被城市化的土地又是如何被利用的呢？吴必虎介绍：“不少城市在建第二座城市，以工业开发区、高科技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形式出现，这些开发区60%以上是不成功的，出现大量圈地抛荒现象。新区房子卖不掉，工厂垮台。”

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曾引起极大关注，由于工业区没有工业，住宅区人烟稀少，被外界称作“鬼城”，被舆论称为中国各地新城中最为极端的缩影。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说，这反映了用地指标超过实际用地需求。人们试图给内地城市更多用地指标，提供更多经济发展的空间，却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陆铭团队的研究成果显示，与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经济发展创造就业的能力相对偏低。目前的用地政策在鼓励偏资本的产业，影响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内地土地利用效率低，导致城市面积扩张，实际上没有招来那么多厂，创造不了预期的就业，农业人口变成非农业人口速度就慢了。”陆铭说。

在急速的城市土地扩张中，最令陆铭担忧的是，哪里地便宜企业去往哪里，不少企业搬离东部，造成一种产业转移的假象。企业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上升，尤其对于外贸企业而言，远离港口成本倍增，不利于中国产品与东南亚国家竞争。

城市化快了还是慢了

“正常的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过快的城市化弊大于利，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城市化速度了。”吴必虎说，为谋求高速发展，近年在一些党政部门甚至兴起一股“5+2、白加黑”的作风。“强调短期内必须把路修好、设施建好。跟老百姓商量来商量去，土地开发不成，因此催生强拆现象。很多城市没规划好就仓促上马，有的边规划边建设，更有城市建设后补规划。”吴必虎说，“为什么城市下水道没人投资，为什么一些地方农民子弟学校被拆掉？土地开发出GDP，而服务业、农业、基础设施、民政福利投资等对GDP快速增长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地方政府不太愿投这个钱。”

吴必虎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单纯理解经济建设就是GDP增长。

不过陆铭认为，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目前城市化的进程应与工业化的进程相配套，中国二、三产业占GDP总量90%，官方公布的50%的城镇人口在从事占GDP10%的第一产业，一个直接后果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倡导小城镇建设，认为发展中小城镇可以避免大城市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鼓励小城镇发展也是中国一项重要政策。包括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重点也是中小城市，大城市限制仍旧比较严格。“这种提法未必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大城市发展的好处，大城市有更大的创造就业，增加收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有节约能源、占地的好处。大城市出现拥挤、污染、犯罪率高的问题，放在全世界看，并不一定与城市规模正相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加以改进，而不能通过限制城市的发展来逃避这些现象。”陆铭说。

陆铭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制约着人口城市化的进程。经济发展，产业的成长没有充分吸纳农民进城。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慢的。

城市化仍是未来发展动力

按照官方标准，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国际历史表明，城市化率达到50%会进入加速过程，60%至70%进入减速阶段。“随着政策对人口自由流动限制的放宽，城市化的速度还会加快。”陆铭说。

吴必虎认为，中国各地城市化水平不尽相同：西部处于初步阶段，中部进入快速发展期，而像北京这样的东部大城市已进入了后工业化的时代，城市化基本完成。“东部城市大框架已经拉好，城市服务和管理还跟不上。政府应从市民生活质量上考虑，比如下水道、城市交通的建设等等。具体项目和规划，需要长远的考虑，不能这一届政府做得小模小样的，下一届再重新修。欧洲的下水道一百多年历史还在使用，而我们不断地在修。”吴必虎说。

与大多数学者一样，陆铭和吴必虎都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支持未来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而拉动消费，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城市的发展创造着多大的消费潜能。

根据陆铭的研究，在收入、工作等相似的情况下，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比拥有城镇户籍的人消费低30%。大量城镇常住人口的农转非，意味着巨大的消费空间。“不管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城市化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引擎。”陆铭说。

吴必虎认为，未来城市化主要靠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包含创业产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等，未来城市化，很多人不需要从事体力活动。大家希望在有限资源和能源供给下，都能在城市中生活好。

欧美以往曾走过大量消耗煤、石油等能源，大量占用土地的方式。“这种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口太多，必须另辟新径，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化，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吴必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