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安舍村出土的石人(女像)。　　表金振摄

　　安舍：

　　家舍安宁

　　大、小安舍两村位于市区西北部，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沿西三庄大街向北走，过了北二环不远，有一条警安路向西延伸，大小两个安舍村就分布在警安路两侧，路东段为小安舍村，西段为大安舍村。此地历史悠久，其中，小安舍村原邳彤庙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碑记有“新安舍”村名，可见从那时即有此村。另外，在该村发现了西汉初年的石人一对，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在小安舍村西北，以古驿道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大安舍村，原名“安舍铺”，毗卢寺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重修碑记上，有“安舍铺”村名。

 ■小安舍村出土的石人(男像)。　　表金振摄

　　目前的两村居民，祖上多从山西洪洞移民而来。现在，小安舍村有村民(户口在村并享受村民待遇)近1500人，大安舍有1900多人。小安舍旧村已拆，大安舍尚保留原貌。

　　大小安舍 谁更古老

　　■明灵王庙里的清道光七年重修碑。

　　是先有小安舍村还是先有大安舍村?按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石家庄市地名志》的说法，大安舍村是明初移民在古驿道两旁定居而发展起来的，因靠近安舍村(今小安舍)起名“安舍铺”，到清代因发展快，超过安舍村而改名大安舍。但大安舍村民不同意此说法，他们认为，本村历史远早于明。

　　古驿道确实从这里穿过，今天大安舍的惠通路、小安舍的金沟路，就是过去的古驿道。这条驿道东通正定，西至太原，按大安舍村志编写小组周风珍、周志峰、马顺义、周炳军的考证，早在春秋晋文公时期，就开通了从山西至河北的东西大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拓宽为驰道。后来伴随着古运粮河(流经大安舍村北，俗称“老河沟”)的开挖以及获鹿城的兴起，驿道上人来车往，商贾云集，有一王姓获鹿人在驿道边上开店，渐渐聚起二十来家店铺，这就是该村的雏形。村子原名安舍，元代沿驿道设置急递铺后，改称安舍铺。

　　按周风珍等人走访村里老人听到的传说，这里建村应在秦汉或更早些。但这只是传说和推断，没有实证。能够证明村庄历史的最早的实物，是现存毗卢寺的明嘉靖年重修碑记，上边有“安舍铺”村名。

　　另一方面，小安舍村民李振生、李振江说，他们村原名安舍，大约在北齐天保年间或更早，因村落被战乱、洪水破坏，村民逐渐向西南半里外迁移，故改名“新安舍”。物证是：本村邳彤庙里曾有一块刻于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的石碑，上边有“新安舍”村名，这事载入了《石家庄市地名志》。今石碑下落不明，是新建碑还是重修碑今人也记不得了。不过，还有一尊唐代小石人可能尚存，1963年平整邳彤庙遗址时，挖出一个高约一尺，带底座的小白石头人站像，底座后侧刻有“天宝四年重修”字样。天宝四年即公元745年。按照先有村后有庙的一般规律，庙的历史亦是村的历史的佐证。后来这尊石人被邻村村民收藏，“现在再去打听也许还能找到。”

　　不管两村谁先叫的安舍，对于“安舍”这个名字的含义和来历，两村说法是一致的：相传古时候有一段时间这里很不安宁，夜里常有强人打家劫舍，村民不敢留过往客人住宿。有一次皇帝微服私访经过这里，不听村民好心劝说，非要住下。结果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一早，皇上心情大悦，说：这不挺安生的吗?挥笔在墙上疾书“安舍”二字，意为安宁的村舍。从那时起，定名安舍。

　　到了清代(大约乾隆年间或更早些)，两村改名大安舍、小安舍。改名原因，一说大安舍人口超过了小安舍，另一说小安舍村民为少交税银而少报了人口，自愿叫小安舍。今人推断两种原因应该都有。

　　比起大安舍来，小安舍村落要分散许多，它由三部分组成，警安路市警察学校以东路北，有一个自然村保留着原貌，它是“饮头口庄”。“头口”指马、骡等牲畜，古时该村与驿道之间有一口水井，过往客人常在井边饮牲口，小安舍部分村民迁来居住，渐成村落，得名饮头口庄，又名东庄。另外，在小安舍旧村北边，还有一个自然村，名为“马家店”。其实这里没有一户姓马，这村本名“麻鞋店”，因村人做麻鞋卖而得名。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日伪印制地图时，不知何故，误将“麻鞋店”印成“马家店”，沿用至今。马家店在古驿道北，想来麻鞋好卖跟靠近驿道有关。小安舍、马家店和饮头口庄历来为一个行政村，互称“前街”、“后街”、“东庄”。

　　神秘石人 众说纷纭

　　让小安舍人非常自豪的是在他们村发现的一对石人，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存毗卢寺内。在毗卢寺展厅，记者看到了这一对石人，与常见的雕像不同，它们更像是孩子的作品，没有匠气与文气，有的只是原始的天真与稚拙。

　　首先，它们雕刻粗犷，表面不像一般的石雕那么光滑，人体形态追求大概而不是精细周到。其次，它们很明显地裸露着身体的绝大部分，男女特征明显。不过有学者不同意称其为“裸体”，因它们头上戴帽(学名“平巾帻”)，腰间雕有菱形格子，好象腰带。两尊石人，男像高约175厘米，女像高约163厘米，均为跪姿，双手抚于胸前，神态善良恭顺。令人不解的是，在男像头后反而有一个圆形类似发髻的突起，所以没完全出土前，人们一直以为男像是女像。第三，两石人五官也很特别，都是细弯眉、大眼睛、深眼窝，他们硕大的眼睛很不像黄种人，所以一直有人怀疑它们是西域人。从雕刻手法上看，两石人都是先用整块石头雕出身体轮廓，然后在局部以浮雕和阴线表现五官和装饰，造型古朴简练。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对石人与埃及金字塔下的石人、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石人有几多神似，而埃及石人已有5400多年历史，所以对这对石人的年代，始终有一批学者认为比西汉要早。但也有一批专家认为石人是西汉遗物，理由是这对石人具有西汉雕刻艺术的典型特征，其简练造型与跽坐姿态，与陕西长安常家庄村石刻牵牛像和石刻织女像(汉武帝元狩三年雕刻)相近，由此推知，这一对石像不会晚于西汉中期。另外，在小安舍村东三公里，同在驿道边的赵陵铺村，有赵佗先人墓。汉文帝时为怀柔南越王赵佗，曾下诏扩建赵佗先人墓。这对石人很可能是赵佗先人墓前的石翁仲，不知为何落在小安舍地界上了。有人说，其虔诚的跪姿，是代替远在南越的赵佗为其父母守灵尽孝。

　　市文物局副局长张献中告诉记者，目前两派各执己见，但支持西汉初期说的人更多些，因此文物部门选择了人多一方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

　　对石人在整个河北省是孤例。这种造型的仅此一对。”

　　在2002年7月10日的《大众阅读报》上，刊有姚抒芬写的一篇文章《凝固在石头中的神秘》，记述毗卢寺原守寺老人吴秀林对石人的介绍。吴秀林说：来寺参观的日本、美国专家，见了石人都瞪大眼睛，赞叹不止，他们说，石人是无价之宝，用一斤金子换一斤石头也抵不了它的身价。“那些外国人站在石人跟前，一看就是大半天……”

　　发现国宝 毗卢安家

　　在今天小安舍已拆的旧村地面上，夕阳红老年公寓西侧、警安路以南20多米处，是当年石人所在的地方。在小安舍人的记忆里，自古以来石人就立在从小安舍去田家庄的斜道旁边，坐西朝东，因年长日久，水淹土埋，到上世纪只露着头部。人们不知道石人的来历，于是编了一个传说，说古时候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　巡更人沿村中小巷边走边敲梆子，突然看到前面有俩人，拖着长长的黑影。巡更人问道：“谁呀?”连呼三声，都没有回答，气得巡更人大呼：“怎么不说话，难道你们是石头人吗?”一语道破天机，石人立即停住，再也动弹不得，从此留在了小安舍村。

　　因为神秘，常有善男信女到石人跟前烧香求拜，直到上世纪60年代，李庆中弟兄几个分家盖房。原来，石人在李庆中家老宅北边，后四兄弟分家，李庆中在北边盖房，将石人圈在了院里，紧挨着猪圈。李庆中之子李喜柱告诉记者，房子盖好后，石人继续露在院子里不好，万一磕坏怪可惜的，老有人来烧香也麻烦。于是就地挖坑把石人埋了。约在1983年，市文保所专家陈耀林正好到毗卢寺巡查壁画保护情况，闻听此事，骑一辆破自行车就去了小安舍村。当看到两个石人时，他眼睛一亮：这不正和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技法一样吗，肯定是汉代的作品，这在河北文物届可是绝无仅有的。于是和李庆忠协商说：“老李，您把两个石像送到毗卢寺吧，这是文物，一点都不能损坏。”李庆忠知道自己为国家保护了文物，同时也给石人找了一个家，立刻将石人捐赠到毗卢寺。

　　大将名医 一专多能

　　可能不如石人历史久远，但同样有证可查的古迹，是小安舍村的“明灵王庙”，村民俗称大庙，里边供奉东汉大将邳彤。

　　邳彤，字伟君，信都人，刘秀的28员武将(后人附会为二十八星宿)之一，东汉开国功臣。根据《资治通鉴》、《后汉书》记载，当年刘秀起事复兴汉业，北伐到蓟(今北京西北)时，恰王郎在河北起兵，所过郡县无不降迎，只有和成(邳彤任太守)与信都二郡监守不降。刘秀在北方闻报慌忙回兵，没走到信都就兵将尽失。邳彤即派两千精骑迎刘秀至信都，共商退兵之策，当时议者多言以信都之兵护刘秀返还长安，惟邳彤当庭直谏：第一，不要怕王郎，要敢和他打;第二，如果避走长安，将“威名损堕，实不足取。”

　　刘秀听从了邳彤的建议，拜邳彤为后大将军，命邳率军直征王朗，果然收复多处失地。后来信都守将投降王郎，王郎即捕邳彤全家老小，送信威胁说：“降可封爵，否则灭族。”邳彤涕泣言于信使：“事者不得顾家，刘公待我不薄，吾岂可复念私乎?”不日，信都为刘秀别部攻下，邳彤全家得以幸免于难。

　　邳彤有生之年常伴刘秀征战，屡立战功，受封灵寿侯。公元30年(建武六年)殉国，葬于安国(古称祁州)南关。遥想当年，如果刘秀在河北没遇到邳彤，恐怕难有后汉，所以史书称邳彤为“一言可以兴邦”之俊杰。

　　传说邳彤不但满腹文韬武略，而且精通医术。至今安国县药王庙还供奉着邳彤，在安国一带有许多邳彤为人治病的传说。在小安舍村，传说邳彤曾路过这里，无偿为村民治病，村人感念，为其建庙。到了宋代，宋秦王得疾，久治不愈，邳彤显灵治愈，宋秦王问其姓名，告之“祁州南门外人也”，“遣使即其地，始知为神”，遂封王建庙祀之。南宋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加封邳彤为“明灵昭惠显王”。由此，邳彤庙也称“明灵王庙”。

　　今天小安舍村的东楼区大门斜对面、省佛协弘德家园所在地，就是明灵王庙原址。根据李振生、李振江、李顺、李文斌、李金勇、李和平等老人的回忆，明灵王庙座北朝南，占地20余亩，庙前临街一个大戏台，农历三月二十三过明灵王庙会在这唱戏。戏台北边，由南至北依次是作为过厅的马棚、二道门、大殿。

　　马棚虽名为棚，其实也是飞檐明柱的大瓦房，里边墙上画着“赵杲求寿”、“樵夫嗍仙核”等神话故事。在马棚与二道门之间，有百余棵参天古柏。进了二道门，迎面就是大殿，它高7米，宽15米，进深6米有余，雕梁画栋，气势宏伟。殿内正面高台上端坐着身披红斗蓬、头戴王冠的明灵王，他的头顶有五条金龙护卫。台下左右侍立着手持天锸、大刀、宝剑、腰刀的四大将军。

　　明灵王庙大约在1948、1949年左右拆除。解放石家庄时，国民党的飞机狂轰烂炸，一颗炸弹砸穿大殿屋顶落到明灵王像前，虽然是哑弹没有爆炸，但殿顶就此破损。不久，村里将大殿拆除，所得木料盖了学校。到1996年，在信众的要求下，村里出资复建了明灵王庙的马棚和大殿，虽然建筑不如原来高大，但周围辟出一块绿地，设置了健身器械，使这里成为“邳彤公园”。后来，省佛协来到这里，在马棚和大殿的外围建起佛堂、房舍，成立弘德家园。

　　卖树买枪 乱世求安

　　在大安舍村，也有一座古寺，在今天村西北部、惠通路的北边。它的始建年代不可考，因寺中供奉孔子、释迦牟尼佛、太上老君，集儒、释、道为一体，所以名为三教堂。上周日，复建的三教堂刚刚举行开光仪式。因为缺少资金，大殿屋顶以简易钢板覆盖。

　　2002年大安舍村盖多层楼房时，还曾挖出一座晚唐五代时期的古墓，出土了白瓷碗、铜镜、铜壶等物品，不过文物部门只管鉴定墓的年代，对于墓与村的关系，没有给出判断。

　　历史上大安舍村以农为主，部分村民在驿道边上开饭店茶铺

　　做小生意，村民贫富相差不大，土改时只有贫农，没有雇农，地主没有超过一百亩地的。小安舍村人少地多，土改时人均分地将近两亩。农忙时节，全村需动员在校学生到地里上粪肥。除农业以外，少数村民从事小手工业，如做粉条、做箩、锔扫帚、做风箱等，还有人拉脚、磨剪子，做瓦匠、木工。

　　农业时代，求雨是件大事。两村都有龙王庙，龙王虽然平时供在那里受人敬拜，但如果它“在其位不谋其政”，村民也会给它点“厉害”尝尝。比如晒龙王，两村龙王庙里都有八九尊可以抬出的木雕龙王像，天旱久不雨，村民就抬出它们晒着，因相信龙王离不开水，晒久了受不了就会下雨。另外，附近几个村子流行过互相“偷龙王”，可能村民相信各村龙王回不了自己家，就会做它应该做的事。直到下了雨，才把龙王送回。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作，换得温饱。这样的日子倒也安宁，但前提是没有兵乱、匪乱。1928年前后，小安舍村曾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土匪骚扰，村民称为“砸明火”：明抢东西，强牵牲口，如遇阻拦辄打死打伤。吓得人们把朝向村外的宅院大门一律关闭，但这也挡不住土匪。村民王九龄家的西邻居就被抢过两次，第一次土匪牵了骡子正要出村，遇到一位当过兵胆子大的村民王子堂，土匪见事不好，翻墙逃跑，王子堂一耪钁下去，把土匪锛死了。一次不成，再抢一次，第二次，王九龄的邻居眼看牲口被牵走，敢怒不敢言。当时为了自卫，村民什么法子都想了，有村民自制土炸弹，结果没炸着土匪，不小心把自家亲戚炸死一位。不得已，村里把邳彤庙里百余棵柏树砍倒卖了，换得三支步枪、一挺机枪。听说小安舍村有了枪，土匪才有所畏惧，没再骚扰。

　　解放以后，兵荒马乱的年代过去，和平环境下，村里农业、工业、副业稳步发展。最近十几年，从工业时代过渡到商业时代。在小安舍地界上，建起了河北传媒学院、石家庄经济学院北校区等五家院校。该村人口不足两千，学生和外来人口却将近两万，他们的消费支撑着旧村的商业，也支撑着门面房、住房的出租。旧村拆平后，离这些院校远一点的大安舍，房子马上变得好租，饭馆什么的也跟着红火起来。

　　将来改造完成后，除了高层住宅，小安舍村还将建设五万平方米商业设施。未来这些新商业设施的繁荣，将有赖于更多的居民(数倍甚至十倍于目前人口)选择这片土地居住。

　　风物志

　　逗傻官

　　大安舍村有个传统文艺节目：逗傻官。由一名身穿官服、化妆为丑角的人扮演县官，另由若干人穿衙役服装，分别拿长板、铁索等物件，或挑担子、扛椅子、拿扇子，扮成衙役。节目开始后，在鼓和大钹的伴奏下，县官和众衙役踩着鼓点，走着8字依次上场。县官往往瞎着一只眼，上来念白：“别看老爷一个眼，获鹿县城归我管。”之后，吆喝升堂。衙役将板凳放在县官身后，县官一坐，衙役就撤凳，县官摔了个大屁墩，却哈哈大笑(要不怎么说他是傻官呢)。县官坐稳后要茶水喝，挑担子的衙役上前，解下担子上的夜壶给县官倒“茶”，县官夸茶好喝……如此种种，县官都不恼反笑。总之，逗的花样越多越好，县官表现得越傻越好。在娱乐观众的同时，也讽刺了旧社会只要有钱有势，傻子也能当官的社会丑态。

　　1957年，大安舍村的“逗傻官”参加区文艺汇演，评为优秀节目，推荐到省会(当时在保定)参加汇演，荣获“民间艺术三等奖”。以后几十年里，断断续续，时有演出，1990年在郊区文艺汇演中获得二等奖。